工作很累，想辭職不做，怎麼辦？

朋友問我，她工作得很累，想辭職不做，怎麼辦？

我問她，是希望我提供建議，還是與她對話？

她問，這兩者有何不同？

我說，提供建議不一定有幫助，因為那只是我個人的觀點與生命經驗。對話則可幫助她進入內在，釐清自我，進而做出最適合她的決定。

她想了想，有些遲疑：「如果我不熟悉冰山理論，也可以對話嗎？」

我說，當然可以，熟悉冰山理論是我的責任，不是她的。但如果她有興趣，我可以一邊對話，一邊說明我為何那樣對話。

朋友點點頭，表示願意。

我從「感受」切入，問她此刻感覺。

她說，是哀傷。

「哀傷什麼？」

「哀傷工作永遠做不完，每天都要加班。」

「妳希望有什麼不一樣嗎？」我轉而走她的「期待」。

「如果每週只加班一、兩次，我可以接受。我希望能有時間做自己的事，過自己的生活。」

「聽起來，妳渴望多一點自由，是嗎？」我連結她的「渴望」。

「是呀。」她嘆了一口氣。

「是什麼阻礙妳得到自由呢？」

她想了一會兒，苦笑道：「責任感。」

「妳的苦笑是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們家人都很有責任感。」

「如果妳在工作上少一點責任感，會發生什麼事嗎？」我挑戰她固守已久的「觀點」。

她想了一會兒：「其實不會。」

「如果少一點責任感，多一點自由，妳可以接受嗎？」

她深深嘆了一口氣：「可以，因為我快扛不住了。」

「那麼，妳覺得，在妳目前的能力範圍內，妳能為自己做些什麼改變呢？」

她開始列舉幾種她可以做得到的方法，包括「每次最多只加班一小時」，而我也再三跟她確認：「妳確定這樣OK嗎？」「這是妳可以接受的嗎？」「這是妳做得到，也願意嘗試的嗎？」

最後，我向她核對此刻的「感受」：「妳現在還是覺得哀傷嗎？」

「是呀，但是好多了。」

「如果10分是滿分，1分是最低分，來找我前，妳的哀傷是幾分？現在又是幾分？」

「本來超過10分，都滿出來了，現在還有7分。」

「如果哀傷無法完全消失，幾分是妳可以接受的？」

「3分吧。」

「如果用妳剛剛為自己想到的方法去工作，妳覺得妳的哀傷有可能從7繼續減少嗎？」

「應該可以。」她的眼睛亮了起來。

「我感覺妳現在的狀態，似乎和剛剛一開始的時候不太一樣，有嗎？」

「有！」

「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「現在比較篤定、安心了。」

「喔？篤定、安心是怎麼來的？」我停頓了兩秒。「或者說，在剛剛的對話中，是從什麼地方開始讓妳覺得比較篤定、安心的？」

「當你問我：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改變？應該是從那個時候開始。」

我笑說：「好了，對話到此結束。」

朋友一驚：「這麼快？你每次與人對話，都這麼快？」

我笑說，怎麼可能！對話必然有時快，有時慢，有時順利，有時不順，只是這次剛好又快又順利罷了，期待自己每次對話都能如此，這是不合理的期待。帶著這種期待與人對話，只會時常碰壁。

隔天，朋友高興地打電話給我，說她做到了「只加班一小時」，下班時，心裡輕鬆極了。

這是多年前的對話了。幾天前，與朋友聊到那段往事，她直呼作夢一般，因為她現在已很少加班，每天下班回家後，或者運動，或者參加線上課，或者好好放鬆休息，過的正是幾年前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