羅志仲的覺察空間

朋友撥了手機來談話，細節我就不寫了，只記些梗概與感觸。 朋友學習某種技藝二十多年了，亦以此為業，然而每逢公開演出，她總是容易緊張、犯錯。她想探究原因，並解決緊張與犯錯。 在談話中，我有許多好奇，不斷拋出問題問她，事後回想，其中有個問題頗為關鍵：「除了工作所需，這個技藝對妳的意義是什麼呢？」 沈默了半晌，她的回答竟是：「沒有任何意義。」 「沒有任何意義？妳堅持了一件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二十多年？」 她聽了，開始大笑，我也跟著大笑。大笑意味著覺知。大笑的同時，我亦自思：我也這樣嗎？我接觸文學、寫作，也有二十餘年了，更念了十餘年的中文系所，如今仍以此為業，儘管不是主要的工作。它們對我而言，是有意義的嗎？ 當然有意義，而且意義重大。 想到這裡，我不由得鬆了口氣。回過神來，等待朋友笑完，再問她：「妳現在有什麼感覺呢？」 她停頓了數秒：「有些失落，但也輕鬆許多。」 真有意思，我們兩人各自堅持了一樣事物二十餘年，當我看到它對我的意義，當她看到它對她的沒有意義，我們竟然都感到輕鬆了。 「既然沒有意義，妳怎麼會堅持二十多年呢？是什麼讓妳堅持這麼久呢？」 她聽了，又大笑了起來，她意識到這其中的荒謬。但又不全然是荒謬，她之所以堅持這麼久，其實還是有「意義」的——她渴望從這樣技藝中得到認同與價值感，那是她在成長過程中渴望從父母口中得到而卻一直被剝奪的，而這也是她對自己的要求如此嚴苛的深層原因——唯有自己做到完美，才有價值，才會被認同。 「我從妳的描述中，似乎聽到一個訊息：如果妳沒做到滿分，就等於是零分，是嗎？」 她聽了，再度大笑起來。 沒有滿分，就是零分，她讓自己沒有選擇，沒有九十分，沒有七十分……，所以她才會這麼容易緊張、犯錯。 來到對話的最後一個階段：落實，我請她回到最初的目標，重新思考：她現在如何看待那個目標呢？她的緊張會有不同嗎？她可以允許自己犯錯嗎？ 「我應該不太會緊張了。但是，我還是無法允許自己犯錯。」她停頓了下來，我也與她一同待在靜默之中，沒有追問。「只是，下次當我又犯錯了，我會跟自己說：『原來，我是這麼容易犯錯的人呀。』」 說完，她那爽朗的笑聲又起，我也跟著她一起大笑。 我知道，她有一些鬆綁了。在對話中，我連結了她對自由、價值、認可的渴望，綑綁她二十餘年的那條無形的繩子，便開始鬆脫了。 接下來，她不需要刻意做些什麼，只需經由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覺察，她會逐漸鬆開那條繩子，成為一個...

去一個協會為一群家長上課。這群家長很認真，在課堂上也勤於討論、發問，但或許是生活中的長期磨難，讓她們急了——急著改變自己，急著學到方法，急著看到效果…… 兩週前，我在課堂上與其中一位家長對話，帶她看到她的家庭樣貌，她頗有觸動，問道：「回去之後，我要怎麼做呢？」她要的是方法。 我請她回去後什麼都不必做，只需要「觀察」 ，觀察她與女兒的互動有何改變。 表面上，我什麼方法也沒給她，事實上， 我提供的是最強而有力的方法：自我覺察 。 自我覺察與自我反省、檢討截然不同，後者經常是事後的自我指責與批判，而自我覺察是事發當下的「看見」。光是當下的看見，便會帶來改變的力量，而且不會引起內在衝突。 事隔一週後，我們又見面了，我問她：有看見什麼嗎？她點點頭：每當她又在指責女兒了，便會從女兒身上看見小時候那個無助的自己，這個看見，讓她減少了對女兒的生氣與指責。 這真是太棒的覺察與改變了，不是嗎？然而，她緊接著問：「接下來，我要怎麼做呢？」 改變不是已經發生了嗎？她還需要做什麼呢？或者說，她已經在「做」了，她已經在自我覺察了，她只需要持續地自我覺察，與孩子的相處便會越來越順暢、和諧。 然而，這位媽媽在課堂上還是不斷地詢問方法，她每問一次，我便以誇張的口吻回答一次：「沒有方法！也不需要方法！」 方法當然是有的，而且非常多，但是我們實在不需要那麼多。就算知道了100種方法，她也會繼續尋找101、102……種。在尋找的過程中，會不斷寄望未來，錯過當下，而真正的方法與改變，只存在於當下，不會發生於未來。這位媽媽需要的只是當下的自我覺察，而她已經擁有了。 這位媽媽的處境，其實也是許多人的處境——對於不斷地「做」（doing），有著強烈的渴求與著迷。大部分的人都無法停下來，無法不doing，因此也難以享受being。 being是存在，是本體，是深層的自我，是當下，是停頓，是同在，是全然地感受，是專注，是寧靜，是傾聽，是陪伴，是無為，是靜心，也是對話的本質。每個人剛出生時，都是being的，只要看看小嬰兒就知道了，他們多麼享受自己的存在呀，而這也是生命之所以美好、可愛與完整。只是，在成長過程中，我們不斷被教導、訓練doing，因此不斷失去being。長大後，輪到我們來剝奪孩子的being了。 那麼，要如何從doing回到being呢？只要自我覺察就夠了。若能覺察到自己又在doing，你便being了。...

我在新莊的教師研習做了三次的對話示範，有些在台下觀看的老師感到好奇，事後來問：我是如何知道與決定下一個問句要問什麼呢？我的對話脈絡是什麼？ 脈絡還比較容易解釋，至於我是如何在瞬間知道與決定接下來要問什麼，這除了需要平日不斷練習而累積經驗，也需要敏銳的直覺。而在敏銳的直覺背後，是「深刻的傾聽」。 研習當天，有位女老師帶著學生的行為問題上台與我對話，在對話過程中，我聽到女老師提及，每當副班長跑到辦公室說：「老師，她又不見了！」女老師便會對常搞失蹤的學生充滿憤怒。 我在這裡打斷了女老師的敘述，我問：「如果副班長說的是：『她不見了！』妳聽了，感覺會不一樣嗎？」女老師想了一會兒，點點頭。 「那個不一樣是什麼呢？」 「『她不見了！』我會比較平靜，能專心處理她這次不見的事。『她又不見了！』這會讓我想起她過去的所作所為，我會很生氣，很難靜下心來處理事件。」 我遂邀請女老師下次再聽到副班長說「她又不見了」時，不妨自行轉換成「她不見了」，這或許會對她處理事件有幫助。 這一小段對話是整場對話的幾處關鍵之一，它讓我們看到：語言是有力量的，可以是負面的力量，也可以是正向的力量，關鍵在於如何使用，這也與說話者的內在狀態有關。當我們說：「他又說謊了」、「他又忘記關燈了」、「他又沒交作業了」，這便是破壞性的語言，只會帶來負面的力量，這也表示我們是活在過去的。若我們說：「他說謊了」、「他忘記關燈了」、「他沒交作業」，這便是中性的語言，會帶來正向的力量，但只有專注在當下的人，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。 我之所以會在女老師提及「她又不見了」時打斷她，倒不是我過去曾有類似的對話經驗，而是我正處於「深刻的傾聽」中。在深刻的傾聽中，我的頭腦是「空」的，這裡的「空」並非發呆、放空，而是專注、警醒、寧靜的，我的頭腦是清澈、乾淨的，沒有任何預設立場與價值判斷，我就只是聽。深刻的傾聽會帶來深刻的回應，我很自然知道要在哪裡打斷、哪裡提問，那是由深刻的傾聽帶來的直覺。如果我一邊傾聽，一邊想著接下來要在哪裡打斷、要如何提問，頭腦便不可能是「空」的，傾聽與回應便不可能深刻，我更不可能在這場對話中學習到什麼。 由於我的頭腦是「空」的，沒有任何預設立場與價值判斷，因此我能在傾聽中看到各種新的可能，我再運用對話，讓對方教我一些新的事物。例如「又」字的力量，我在此之前並未發現，是這位女老師讓我學習到的。對話，並不是我教對方什麼，而是我與對...

昨天和人吵架，還與同一人吵了兩回合，也給朋友添了一些麻煩。處理完自己的生氣後，我便在朋友的陪同下，跟對方道了歉。 由於朋友也看到第二回合吵架的過程，我事後跟她說，她看到的那個的我，大概是我以前的十分之一，以前我更「匪類」的。如今，因為知道情緒是怎麼回事，也知道如何健康處理情緒，對我而言，有情緒不是問題，道歉自然也不是問題了。 吵完第一回合後，我便意識到我的生氣有很大部分與眼前此人無關，而是與不久前在路上發生的兩件事有關，由於我並未即時處理那兩件事引起的生氣，生氣便堆積在我體內，在遇到此人後引爆開來。 當我意識到這點，生氣便消散泰半了。於是，接下來的第二回合便不怎麼激烈，對方仍然很生氣，但我看到他的生氣底下有委屈，所以我更不生氣了。在處理完自己的生氣後，我決定去跟對方道歉。 在整個過程中，我很少運用理性，因為理性製造的問題向來比解決的問題多。以理性處理情緒，只會製造更多的壓抑，而壓抑是不健康的。我以前會那麼易怒，有那麼多身體病痛，都是這樣來的。如果不是這幾年有了理性之外的嶄新學習，我的人生會成為什麼樣貌呢？真是不敢想像。 這也是為什麼每日至少半小時的靜心，對我如此重要。 從小到大，我的內在到底累積了多少壓抑呢？經由靜心，那些被壓抑的感受、僵化的觀點、未滿足的期待，每天都脫落一點點，我享受著越來越多的內在寧靜與自由。儘管偶爾還是會像昨天一樣爆炸，但隨著爆炸的次數越來越少，力道越來越小，我知道自己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，我只需持續靜心，便能慢慢走到復原的終點。

 昨天到養老院探視父親，三週沒見面了，我們聊得比平日更久一些。途中，父親一度停頓下來，思索了一會兒，小心翼翼聲明：「有一件事，你先不要說好，也不要說不好，你先聽聽看。」接著，他才說，他希望六月底的時候能搬回家住。 我聽了，心裡忍不住笑了——他哪是希望我「先不要說好，也不要說不好」呢？要是我當下說「好」，他一定高興得很，但因為擔心我會拒絕，他於是釋放雙重訊息，以「混淆視聽」——「你先不要說好，也不要說不好。」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：「你先不要說不好」、「你先別拒絕」。 更有意思的是，等到我聽完後，既未說好，也未說不好，只是沈默著，他又開口了：「這件事，你看怎麼樣？」 他不是才叫我不要立刻回答嗎？怎麼又要我立刻回答了呢？這又是另一次的雙重訊息。 這便是溝通之難。除非在溝通時，至少有一人是一致性的，否則便不存在溝通，儘管雙方都以為自己在溝通。 我想起母親還在世時，她有時會去日月潭、西子灣等地參加長泳，父親知道後，總是擺個臭臉，說：「妳去啊。」母親若心有疑慮，追問：「你真的不會生氣嗎？」父親便更生氣了：「我不是說妳可以去嗎？我為什麼要生氣？」等到母親真的長泳去了，父親便氣到幾天不說話。 我的母親也不遑多讓，每當她笑容可掬地在我身邊坐下，說是有事和我「商量」，我便心知不妙了：她哪是要跟我「商量」？她總是要我「答應」。 在充滿雙重訊息的家庭中長大，怎麼可能學到溝通與信任呢？這其實也是許多家庭的處境。 有些父母聲稱孩子可以「做自己」，但對孩子的限制可多的呢。有些父母自認是信任孩子的，卻要求孩子房門不能關、要交出FB密碼等等。有些父母希望孩子能為自己負責，但父母要孩子做的事，都是要為父母的情緒、觀點與期待負責。有些父母會跟孩子說：「考不好沒關係，盡力就好。」但孩子心知肚明，爸媽最介意他們考不好了。父母真正的意思是東，說出來的話卻是西，這叫孩子如何是好呢？於是，孩子也學會了用這種方式與人互動。 這陣子，有幾個朋友找我談話，談的恰好都是友誼。她們將與朋友「溝通」的文字訊息示我，我看得都糊塗了：她們到底想說什麼呢？字裡行間拐彎抹角的，還摻雜著指責、討好、超理智或打岔，透露出來的何止是雙重訊息，簡直是多重訊息了，也難怪彼此之間的誤會越來越深，越來越難解。 溝通，真是不容易呀……

 在養老院，與父親聊起近日的工作，我提到接下來要去溪湖演講，他的眼睛亮了起來：「我年輕時去過。」 退伍後，考上駕照前，父親在豐原的貨運行當捆工，貨車去哪兒，他就到哪兒。去溪湖，是為了捆菜，傍晚去，夜裡回來，運到市場交貨，好讓菜販隔天一早叫賣。他還清楚記得，除了溪湖，也到永靖、社頭、田尾等地。 日後考上貨車、卡車駕照，他去的地方就更多、更遠了。「全台灣我都跑過，很熟的啦。」他自豪地說。 父親年輕時的往事，我是一點一滴拼湊起來的。去年初，他還未在家中倒下前，我曾「訪問」他兩次，做了若干記錄。根據那時的記錄與資料、證件的核對，他在貨運行當捆工，是1966-67年間的事，當時他才23、24歲，還沒結婚呢，世間自然也還沒有我這個人。 父親只有小學畢業，父母在他未成年時皆已過世，他想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下來，唯有靠自己。他有的是力氣，先後在木材行、貨運行當捆工，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，因此去考駕照，以開車為生。幾年後，進入電信局當臨時工，再憑著苦讀成為正式員工，這才結婚，生子。這一路走來，真不容易呀。 我常邀請想與父母和解的人，花點時間去瞭解父母婚前的歷史，那會讓我們的視野變得寬廣，不再以「父母」的角色侷限了他們，而能開始將他們當成「完整的人」——他們也曾是嬰兒、小孩、青少年與未婚男女，他們也曾在人生中有過努力、掙扎與痛苦。他們對我們的教養方式是無從選擇的，他們無法給我們他們身上沒有的東西。 我運用許多方式與父親和解，這是其中一種。 說來奇妙，在父親全台走透透的五十年後，我正在以不同的形式，走過他當年走過的地方。他問我，接下來還會去哪些地方演講呢？大園、竹崎、大埔……。「這些地方，我都去過啦。」他自豪地說。 相隔五十年，我們父子都去了那些地方工作。不同的是，他是去「綑綁」，無論綑綁的是蔬果或其他；我則去「鬆綁」，鬆綁書寫方式，鬆綁溝通模式。我們的工作性質是如此相異，卻又如此相似。 而在幫助別人鬆綁之前，我先鬆綁了自身的束縛——我先讓自己自由，在父子之間畫出一條明確的界線。而後，父親也自由了，他不再需要找個人和他綁在一起。 父親的眼神仍因鮮明的回憶而發亮著，但窗外的天色已隨著夕陽逐漸西沈而慢慢變暗了。我打斷了他的談興，推著他的輪椅到大廳候飯。 時值連假尾聲，許多來探班的家屬也陸續推來老人，大廳裡熱鬧極了。喧囂之中，我向父親道別，悄然離開。從明天起，我要繼續用我的方式，走過他五十年...

開學前最後一場營隊，帶著桌遊和玩具鈔，跟孩子們一起說故事。雖然是玩具鈔，但他們當成真鈔一般摩娑。 一個小六男孩寫完了故事，點了點手上的鈔票，再看了看一旁的女孩，女孩正專注地寫作，無暇他顧，男孩便取過她的鈔票，數了數，再還給她。 等一下。他並沒有全數還給她，他留下了一張給自己。 整個過程，我看在眼裡，立刻起身，想制止他。 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他完全沒有發現我正看著，他正專注於手上那張未歸還的鈔票，遲疑不到一秒鐘，在我完全站起來之前，在我出聲之前，他竟將鈔票還給女孩了。 我像是在玩一二三木頭人的孩子，全身僵住，頭腦也僵住——發生什麼事了嗎？ 他發生什麼事了？ 我又發生什麼事了？ 呵，只差一點點，我便可能誤會他了。在他留下鈔票的瞬間，我的頭腦進來了，慣性進來了，我只根據他冰山上的行為，便立刻做出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。 觀照到這樣的自己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身體一放鬆，坐回椅子上，我取出背包裡的蜜棗，一顆顆慢慢吃著。教室裡安靜無聲，孩子們埋首寫作的畫面，美極了。

我有兩個姑姑，與我家來往均甚密切。前陣子大姑住院了，我還沒來得及去看她，她便出院了，只是身體孱弱，仍在家臥病著。我幾番「困窘地」請小姑帶我前去，小姑因忙於收成柑橘與柳丁，一直沒答應。 我的困窘有二：我一定去過大姑家，但年代久遠，我連一點模糊的印象都沒有，要承認自己忘記了，此困窘一。我之前連小姑家也不記得，在山區折騰多時才找著，此後常為小姑所笑，她要是知道我亦不記得大姑家，不每次笑話我才怪呢，此困窘二。 思及此，不免也要笑話自己：「打岔」，果然是我在過往歲月裡最常見的應對姿態，和父親、妹妹十多年不說話，和一些重要的親戚二十多年不來往……。 總歸是薩提爾模式讓我意識到不該再「打岔」，而家族排列則提醒我不該再「排除」，兩者同歸，我得回過頭來，正視我的根源：我從哪裡來？並且在心中，給予每個家族成員一個適當的位置。 小姑畢竟心繫她口中的「大姊頭」，還是暫時擱下手邊的農務了。我在後跟車，隨著她在繩子般細小的巷弄裡繚繞穿梭，我很確定，我下次還是會弄不清楚來時路。 大姑家老舊而簡單，最讓我詫異的是客廳裡幾盞垂吊著的日光燈，現在哪還有這樣的陳設呀，燈管、燈架就懸在我頭上半公尺之處，外頭的寒風一吹入，燈管搖搖，燈影幢幢，頗有淒涼意。 大姑雖然高齡八十餘，但之前身體硬朗，仍可騎著機車到處跑，比我父親健康多了。前陣子一倒下，便瞬間老了十多歲，皮肉盡失，只剩骨頭，走起路來巍巍顫顫，彷彿是她家客廳裡的燈管，隨時都可能摔落。 小姑還有事，切好柳丁，叮囑幾句，便先離開了，我留下來陪大姑說話。與其說是陪她說話，不如說是聽她說話。而傾聽，正好是我目前最擅長的，只需專注聆聽，不爭辯，不質疑，不安慰，也不鼓勵，更無須說些「加油」、「堅強」等作用不大的話。只是傾聽，全然接納她的話語和淚水，就夠了。 我的祖父母早逝，我的小姑與幾位伯叔都是我大姑一手拉拔長大的，她在那個家中有著特殊的地位，弟、妹對她有著特殊的感情，因此慣以「大姊頭」稱之。長姊如母，長兄如父，她跟我大伯兩人共同撐起了那個食指浩繁的家。 只是，她太快長大了，太早就得照顧別人，她的一生都在照顧別人，唯獨忘了照顧自己，也不懂得如何照顧自己，先前身體硬朗的背後，積累著多少不足為外人道的疲憊與委屈呢？她這輩子活得太努力，太辛苦了。 天色漸暗，我向大姑道別，按照她的指示，不走來時路，而是騎車至五十公尺外的巷口，直趨大馬路…… 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驚呆了，這不是...

大約是兩年前吧，應老同學之邀，到她任教的學校演講。講些什麼，我早已忘了，只記得演講後一塊兒吃飯，她提及她與父母和解的過程，並送我一本書。那是我第一次聽說「家族排列」。 在回程的火車上，我仔細讀著那本書。書中所言，有時極為接近薩提爾模式，讀來異常親切；有時又不知所云，令我大為困惑。當時我尚不知薩提爾和海寧格的關係，只覺得頭腦一片混亂，遂掩卷不讀了。 日後，偶然向另一位老朋友提及此事，她比我更早接觸奧修與家族排列，在電話中，我們聊了許多奧修，我說到我正在讀奧修門徒史瓦吉多的書，她驚住了，立刻向我推薦史瓦吉多的《家族系統排列治療精華》，說該書可作為認識家族排列的入門書。我也驚住了，原來史瓦吉多既是奧修門徒，也是海寧格的弟子呀。 就這樣，我因奧修而認識史瓦吉多，再由史瓦吉多而認識海寧格，這真是一條奇妙的線。 更奇妙的發生在這週。因為一個行程外加一個考慮，我臨時決定到茉莉逗留半小時。我至少半年未去茉莉了，此次前去，居然巧遇了朋友推薦的書，乃以半價得之。一讀之下，竟然懂了，不僅懂了家族排列，還懂了我父親這次住院期間的喃喃自語。 父親在住院期間，常有令人難以理解的喃喃自語。那些言詞自常人觀之，似乎沒有任何意義，但如果放在整個家族歷史的脈絡上看，意義就非常鮮明了——所有在家族中被排除的人、被隱藏的事件，都必須被看見，被理解。 當然，父親並不自覺那些喃喃自語的意義，我原本也很可能錯過，幸好去年在他入住養老院前，我曾與他有兩次較深入的對話，從中獲知不少他從未曾對人提起的家族秘密。這些秘密長在我心，不曾忘卻。這陣子每次去看他，聽他說些「邏輯和常人不同」的話語，我常聯想到那些家族秘密，心中雖有臆測，卻不知如何理解。 今天，我因為讀了這本書，而豁然開朗了。 而父親，也於今天出院了。 我相信生命總是善待我的，這次亦然。

傍晚到醫院看父親，他的雙眼和昨天同樣有神，看起來狀態好極了。之前在養老院聽他說話，有時就算我的右耳緊靠他的臉，還是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（當然，也可能是我的聽力有問題）。但今天，我們相距一公尺，卻可放鬆、愉快地交談。 雖然，他的記性有時會有他自己的邏輯。是的，我現在會用「他自己的邏輯」，來取代「錯亂」、「有問題」、「不好」、「退化」這類帶有價值判斷意味的詞彙。 他見到我的第一眼是驚訝的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他記得我妹妹、叔叔昨天來看過他，卻全然忘記我早在他們之前就來過了，甚至還是我通知他們的呢。但這些對我而言，一點都不重要。 閒話家常之外，他還囑咐我，要記得幫他打一通重要的電話。我豎起耳朵，專注聆聽，他希望我打的電話是——他工作的單位，告訴他們，他正在醫院養病，並非無故不去上班。 「你已經退休了。」我忍不住提醒他。我的慣性又來了。 「我知道。」他繼續囑咐我，他在哪一科上班，分機號碼多少，電話中要說些什麼。他再三強調，這通電話很重要。 對我而言，退休與上班是兩件衝突的事，但對他而言，一點都不矛盾。他有他自己的邏輯。看他講得如此認真、嚴肅，我知道，此刻與他爭論所謂的對錯是毫無意義的。相反地，由於我看見了他在話語底下，其實是不想造成別人的麻煩與誤會，我對他有了更多的理解與尊敬，我決定收起慣性，轉而認真與他談論這個話題。 「那麼，我需要告訴他們你住在哪個病房嗎？還是只要說你住在哪家醫院？」 聽我這麼一問，他更加嚴肅地思索了一會兒。「講醫院就好，不必講病房。」 我笑了。我知道在話語底下，是他不想麻煩同事來看他的心思。這就是我的父親呀，一個體貼而良善的人。如果我光從他的外在言語是否合乎邏輯來評斷他，我就看不見他的內在本質了。這是我在薩提爾的冰山理論裡最大的收穫，我感激這幾年能有這樣的學習，讓我能逐漸超越對於外在言行對錯的執迷，重新找回與父親的內在連結。 離開前，父親講了一句話，我連聽幾次都沒聽懂，只好將耳朵湊近。 原來，他用閩南語，講了一句他這輩子從沒對我說過的話： 「多謝你對我的關懷。」